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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昌在广州向本报记者剖露心迹 李达昌心声
领导退下来不一定都是一种模式，不一定只是狭窄的一条路。可以当教师，也可以去慈善组织、青少年组织等各种社会团体中担任专职职务。其实，即使是担任居委会的工作，从事社区服务，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7月2日，西南财经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欢迎四川省政府副省长李达昌卸任，回母校任教。 消息传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报记者闻讯，立即飞赴成都采访，了解李达昌卸职任教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入报道。7月20日，李达昌因公到广州，约见本报记者。双方在广东大厦展开了一场期待已久的、面对面的交谈——— 叫李老师叫李哥都行 记者：李省长……(被打断了) 李：不要叫我“李省长”，大家都叫我“李老师”，有些同志虽然不是我的学生，叫我“李哥”也挺好嘛！(笑) 记者：听说您担任副省长时，是广交会的常客，这次是您卸任后第一次来吧？ 李：是呀！我对广州很有感情，担任副省长七年，每年春夏的广交会，我都来。七年十四届里，我一共来了十三次，只有一次因为出差没来成。像我这样，每届都带队参加广交会的，全国是很少见的。我常常讲，到了广交会，世界上任何百货公司都不用去了，万商云集，商品荟萃，什么都有呀！ 广交会对我们西部省份来说，不仅是招商引资的好机会，更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学习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最新经验，了解在内地掌握不到的信息。每届我都会带着和外经贸相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来，比如商检、海关、银行、税务等等，让他们面对面地和出口企业座谈，搞个大型“现场办公会”。有些话，这些领导在办公室里是听不到的，到了广交会，意见当面一提，他们就坐不住了。 记者：您这次来是参加广东客联举办的客家联谊会，我知道您不是客家人，为什么对客家文化情有独钟呢？ 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客家联谊会，以前在任上太忙了。我接触客家文化大概是四年前，我省社科院的专家提出，在招商引资、对外开发中，可以利用客家文化的资源，打“客家牌”。我对成都龙泉洛一带的客家文化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以后，牵头修复了江西、湖广会馆和客家博物馆，现在正在开发客家广场。2005年，第20届客属恳亲大会就在我们成都召开，到时候，欢迎你来！ 从不用官本位看人看事 记者：7月2日，您在欢迎您回校任教的座谈会上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位普通的教师了。从副省长到普通教师，由官到民，应该有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 李：对，换岗之后，要面临一个换位的问题。我现在总在提醒自己，要以一个普通教师，一个老百姓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要更平民化，以更平和的心态对人、对事。就像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代表我个人。以前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都是以副省长的身份，代表四川省，谈的是工作，宣传四川、树立四川的对外形象。 记者：这种角色转变对您来说困难吗？李：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我现在心情很好，母校、学生都欢迎我。 说句真心话，我从来没有用“官本位”的意识来看待自己的职务。很多接触过我的人，都说我没有“官架子”。我这个人性子急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没有以权谋私。与人相处，都是平等相待。在任上，我埋头苦干，特点就是执着，干什么一定要干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官位和权力，不担心失去什么。退下来了，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 记者：您觉得从副省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学校，生活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李：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些，主动性强了一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以前在任上，考虑工作多；现在可以从自己想干的事情出发了，可以较多地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该写作，就写作；该读书，就读书。 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思维不那么集中，写作、科研都不自在，只能挤时间；现在精力更集中了，写文章更快了。 我退下来以后，岗位不同了，感受也不同。以前担子重、责任大、压力大；现在可以更超脱一些，考虑问题也更全面，更冷静。 我的博导资格过得硬 记者：您卸任担任博导，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说，对您的学术资格表示怀疑，认为您在繁忙的政务中不可能坚持学术研究，既然担任博导，就应该对您的学术资格进行重新审定。您对此怎么看？ 李：我要声明，我不是利用官衔，搞个博导的称号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基本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在北京读书的三年，不分昼夜，非常刻苦地读书，获得硕士学位。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都是根据我的教学经历和科研成果，经过正式申报程序，由四川省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的。 记者：您也一直参与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李：我从1989年就开始协助指导硕士研究生了，当然不是以我的名义招生，但是我参与了指导，对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和写作给予指导。不少论文我都看过，也参加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最近几年，应学校邀请参加了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这也是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我正式获得博导头衔是去年下半年。学校有一位老的博士生导师要退休，我顶替他的名额。学校整理了我的学术成果、教学经历等材料上报，经过职称评定，才正式批准的。这中间绝没有人情，没有后门，西南财大的领导和老师可以作证。 记者：您从政19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学术研究，也没有和母校中断联系。可以说，一直保持着双重角色，一个是政府官员、副省长，另一个是教师、学者，您怎么评价您的双重身份？ 李：我当了八年多财政厅长，七年副省长，经历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事。自己的感受是酸甜苦辣都尝遍了。成绩虽说不大，但是尽心尽责，不辞劳苦。我把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贡献给了我的家乡和人民。在四川社会经济发展中，在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中，我出过力，流过汗，没有懈怠，享受过成功和快乐，但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有些工作还没有干好。我自己也从实际工作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留下了许多终身难忘的、心潮澎湃的回忆。 心从未离开三尺讲台 记者：还是要问您同样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去任何机关，不去任何企业，甚至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回到高校，当一名普通教师？ 李：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官场失意，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一生都对教师有着深厚的感情。1958年，我15岁到成都铁路学校上中专，两年后，作为教师培养对象，抽调到学校的语文教研组当见习教师。从此除了读研究生期间，一直从事教育事业，直到1984年调离学校，到实际经济工作岗位，担任领导职务。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一段从政的经历。教师的职业始终在我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我离开讲台的每一天，都在想着重回母校。 记者：您为了回校任教，曾经先后打过三次报告，从卸任到重返讲台，历程如何？ 李：2001年4月，我刚满58岁，自己知道快到龄了，到换届的时候要退下来。我知道组织上正在考虑新班子，就正式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在新一届领导班子里，不要考虑我。我不去任何机关，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准备回母校教书。不久后，中央组织部来考察干部，我有相同内容的材料。去年下半年，第三次递交了正式报告。组织上关心，满足了我的愿望。 今年初省政府换届以后，我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省上的对外开放和外经贸工作，还需要我做一些具体工作。保留了一个“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头衔，主要是为了接待外宾。 记者：2003年1月24日，您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换一种方式为人民服务》，谈到准备回母校任教，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 李：那是四川省人代会召开前夕的一天早上，我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也是最后一次转折。心情非常激动，久久难以平静，就提笔写了这篇文章。写好后，托一个相熟的记者送到《四川日报》，编辑部考虑到“两会”期间，不宜发表。一直等到1月24日，人代会闭幕之后，才刊出，当时我已经卸任了。 记者：这篇文章是您的一种特殊的声明。 李：我退下来去当老师，周围的很多人开始都不理解，写这篇文章也是对关心我的朋友有一个交代。 记者：您卸任任教，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舆论普遍认为，您的选择为官员“退出机制”做了有益的开拓和尝试。您觉得这种做法有普遍意义吗？ 李：过去领导干部退下来，大多去人大、政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有些领导在人大、政协的位置上，能够发挥作用，未尝不是有益的安排。但是人各有志，就我自己而言，一直和母校保持着剪不断的情缘，母校也希望我回去，我更适合教师的岗位，所以我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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