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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态度
建复式预算体系用制度管住干部 “专款专用的政府资金使用时涉及到财政投融资问题，需要建立起复式预算体系来加以保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焦建国博士今天就李达昌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焦建国认为，复式预算是针对国家干预经济、政府支出范围扩大、支出种类增加的“复杂”情况而产生的。为了控制越来越多的赤字、借债、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而设置的复式预算，对不同的收支进行分类，以便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对不同类型的资金要有不同的管理和控制办法，要根据政府资金的不同来源、不同去向，进行分类控制，复式预算体系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复式预算体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复式预算体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这一体系，但该体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在焦建国看来，李达昌所批准转移用途的这笔资金并不是纯粹的财政资金。从来源看，是财政部把这笔资金划拨到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是财政资金。可是，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中川国际”公司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笔贷款。从李达昌的角度来说，他批准转移用途的是贷款资金，而不是财政资金。这笔贷款是政策性贷款，有四川省财政厅提供担保。对四川省财政厅来说，如果“中川国际”公司日后还不上这笔贷款，省财政厅则要承担还款责任。 “这就反映出我国财政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国有资本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的建立问题。作为四川省主管财政的副省长，李达昌批准转移用途的这笔资金是专项贷款，这本身是错误的。”焦建国说。 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焦建国认为应该规范做法，让资金涉及到的所有部门聚在一起，有一个公共决策的过程，确定预算，确定责任人。 此外，焦建国对这笔资金的源头表示质疑，“一个地方的企业在经营中出现了问题，需不需要由财政部门专门拨款来帮助解决？财政部在划拨这笔款项的时候，初衷是什么，经过了什么程序，是否合理？” “这一事件还反映出目前我国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一个潜规则。”焦建国说：“这起事件并不是惟一的个案。实际上我国地方财政资金都是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和副手支配使用的，这早已是潜规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些领导干部对财政资金的签字使用权都有一个既定的默契。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我国还缺乏一个刚性的规则，大多都是在潜规则下操作出来的。” 他说：“这件事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问题上。世上没有圣人，也没有超人，都是凡人，关键是要看在什么制度环境下。” 据焦建国介绍，在西方国家，对公共领域的人采取的是“经济人假设说”，认为在公共领域，人都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并会在一定条件下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国家都在制度上对公共领域的人，尤其是对公务人员有了很好的制衡措施，他们很少有恣意而为的空隙。而在我国则是“公仆假设说”，假设公务员就比普通人道德高尚，没有从制度上加以有效的制衡。“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保护干部，没有好的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坏。”焦建国说。记者李松涛 专家态度 对学者型领导不能因噎废食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李达昌案，不足以得出选拔学者型官员具有导向性错误的结论。他说，即使他的行为构成腐败，也是个别现象。“从我熟悉的法院检察院系统来看，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学者型官员，没有一个因腐败问题而去职的。”如果说学者型官员会犯错误，非学者型官员犯错误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不能因噎废食。 据汤教授介绍，学者型官员具有非学者型官员一些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前者比较重视名誉。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级的知识型官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学者型官员要强。知识型社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专家。这有利于改善执政形象，提高执政水平。其次，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过，学者型官员也有实际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教授也认为，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李达昌之所以出了问题，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政治体制赋予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全靠自律难以抵御腐败的诱惑。 任建明说，反腐败有一个“烂苹果理论”———出现腐败，是苹果不好，还是装苹果的筐有问题？我一直相信人是稳定的，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诱惑、利益导向让人性变恶的说法，而是制度是否有效的问题。 任建明认为，李达昌批准巨额专项资金转移用途超出了分管财政副省长的合法权力，审计部门应该发现并及时通告。他建议，修改审计法，把审计报告公示制度的程序和形式作为一项立法要求写进去。只有自律和他律同时起作用，监督才有效。 汤维建教授说，现在知识型官员的选官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利大于弊。不仅应该坚持，还要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记者吴珊 “中川国际”的“问题老总” “中川国际”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省级综合性外经企业，总部在四川成都，主营业务为承包国内外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劳务技术合作及从事国内外贸易等，1994年上市。1995年业务处于鼎盛时期，该公司在全球500家最大承包商中排在第141位。1996年“中川国际”承建乌干达欧文电站被业主中止合同，公司由盛而衰。 1999年5月，公司重组，由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深圳通富达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后被揭露，“中川国际”陷入“重组陷阱”，资产不断遭到抛售。 2002年9月，副董事长赵国珍突然辞职，原因是因为赵私下对外担保、违规抵押以及对外借款合计超过3亿元。“中川国际”在2002年第三季报披露，河南四通电力设备公司被赵国珍利用，违规对外担保和被占资金的总金额近3亿元。 2003年2月21日，丛钢辞去董事长，此后被媒体指为通过手段用零资本收购企业股份。 2003年11月，董事长安国胜又爆出因涉嫌1998年的一桩经济案件而被采取司法限制措施。 2004年12月6日，曾任“中川国际”总经理的郑安卡因在任期间犯贪污、受贿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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