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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任玉岭委员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1989年，我到某沿海城市工作，当时市府仅有市长、副市长4人，市委仅有书记、副书记3人，政协仅有主席、副主席4人，人大常委会仅有主任、副主任4人，而今这些位置的官员翻了一番还要多，特别是市委常委职数比原先增了3倍还要多。”
“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治。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忧。”任玉岭委员说。
在分析其中原因时，任玉岭委员说：“一是干部提拔过快、过宽造成的。二是各级领导干部换得太快，特别是地、县级干部。我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换了5个书记、4个市长，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影响下，新的书记上任后，便更换一批新领导。我曾经历过三任书记的换班，每次都要进行干部的大调整。新官上来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虽然不能再做官，但其官位还要保留。”
官位多不仅造成机构臃肿和膨胀，而且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经管的又无人管。人难见、事难办，往往与官位过多、人浮于事有关。“官多了消费就多，且不说车子、房子、工资和奖金，就说用车费、招待费、出国培训考察费，一年就得花多少钱！”任玉岭委员说。
姜笑琴委员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精简机构，简政精兵，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任玉岭委员说，“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
由于精官的闸门没把住，升官快、升官易的导向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影响。“跑官、卖官现象不时发生，给社会带来了浮躁，带来了腐败。因此精官不只是简政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任玉岭委员说：“为了使财政收入能为均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了困难群体和低收入阶层能通过财政享受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也为了改变党政机关的臃肿和人浮于事，我们应坚持从‘精官’做起，争取精简机构的全面胜利。”
姜笑琴委员说：“虽历经机构改革，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机构重叠、职能交叉的行政架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纵向上，省、市、县、乡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特别是市管县的体制客观上增加机构的重复设置和决策执行的环节，在实践中越级指挥、越级汇报等现象时有发生。横向上，各部门职能交叉、衔接不力，有的一项职能两三个部门管，相互之间争功诿过。”
“每次机构改革，政府组成部门都要精简几个，但是减了序列内的又增加了序列外的；还有的减了几个行政编制，却增加事业编制和编外人员。”
“在机关中，政企不分的现象很普遍，印刷厂、幼儿园、车队、食堂等后勤服务人员占很大比重。现有体制下，干部提拔的驱动力非常强，而约束力不足。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不惜花公款买学历、制造虚假政绩。在这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下，机关中沉淀了一批‘只谋官，不谋事’的庸员。更为严重的是，庸官误事，加大了发展成本。”姜笑琴委员说。
姜笑琴委员建议，要全盘考虑行政管理机构的总体布局，在优化组织结构与强化内部管控的基础上，减少管理层次，精简职能部门，缩短办事流程；要剥离机关中的后勤服务部门，实现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使行政管理像现代企业管理那样科学、合理、高效。要加速事业单位改革，对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执法等工作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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