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公开倡导、或将写入十二五规划的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陌生——

　　什么是“包容性增长”？

　　9月16日，对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原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来说，是一个心情愉悦的日子。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胡主席在正式场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这对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作为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参与者之一的汤敏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这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

　　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这个在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首次提出的概念，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公开发表后，就“包容性增长”问题，记者先后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从胡锦涛主席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之前并没有过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庄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当时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与了一部分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庄健说。

　　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或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亚行首提这一概念，到如今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再次倡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

　　庄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经过这场危机之后，大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对投资、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受这种冲击比较明显。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恢复较快。但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到中央政府都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更加可持续的问题。

　　这次重提“包容性增长”，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看来，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含义。马晓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大的判断。

　　据悉，即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中国经济周刊》大胆预言，“十二五”规划中肯定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今后这个概念也将越来越普及并被人们接受。“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是要加强社会建设，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注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觉得肯定会写入的。”邓聿文说。

　　嘉宾

　　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邓聿文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包容性增长具有不同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人给予准确的定义。您怎样理解“包容性增长”？

　　庄健：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

　　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晓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从国内讲，首先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长中获得利益。第三，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国际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A国增长了，不应该去损害或者抑制B国，不要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跟国家之间应该是协调、和谐的增长，是共赢和多赢的，应该有益于多方。

　　汤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括环保、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较弱势的部分。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说得严重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

　　邓聿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如果再不改变，当前与未来的任务与目标都会面临着压力。

　　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

　　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的价值导向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包容性增长”和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都是一致的，具体到经济领域和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都是有共同点的。如果能做到这些，也就能够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都是很明确的，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排除一时或者局部的困难，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需要更多地去讨论、形成共识，采取有关的改革发展措施去推进。

　　马晓河：首先，我国应该尽快地转变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其次，要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要加快推进城镇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社会的繁荣富强稳定，都应该实现城镇化，只有这样，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者人口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形成一个中间多、两头少的“橄榄型结构”。这样，社会才能增加消费，只有消费占主流了，稳定才有坚强的保障，社会才能进步。

　　第四，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此外，还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关系，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

　　第五，政府下一步还应该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应该加快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汤敏：“包容性增长”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相比，有更多的量化指标，也更具体了。“包容性增长”最终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惠及更多的劳动者，惠及到社会的大多数，让他们的收入增长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些将变得更加明确。

　　“包容性增长”不但量化了GDP，而且提出GDP是怎么分配的。而衡量各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就要看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以人为本方面,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贫困人口、工薪阶层的收益有多高，他们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高还是更低，这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相对可以量化推动的事情了。

　　邓聿文：我国要达到“包容性增长”，首先，是政府价值导向的引导。政府出台的包括财政体制改革等各项措施等都要往这方面倾斜。政府的价值导向要改变，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往弱势群体方面倾斜。这样才能使贫富差距缩小。

　　其次，资本也应该适当地向劳动力方面倾斜。一方面，资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赋予劳动者更大的权力，比如博弈的权力，否则单靠“资本家”的善行，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大多数是起不了作用的。

　　实现包容性增长

　　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之间，应该怎么配合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国际社会有这么一种声音和倾向，就是经济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时，大家容易携起手来；一旦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并相对稳定时，便都去考虑各自的问题了，共同应对困难或解决问题的合作意向就会有所减弱。在这个时候，应该推广一种理念，去更多地寻求双赢、多赢。

　　据我了解，对21个成员，“包容性增长”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大家都会朝这些方面共同努力，这对于亚太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汤敏：和谐发展是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合作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使得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地保护。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对投资、贸易、金融保护主义的反对。这些都是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应该说，“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对中国，对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是否能够利用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的老百姓，是值得关注的。

　　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成员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的国家在全球的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