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国人“一年人均输液8瓶”的统计数字一出，举国哗然。曾几何时，输液似乎已取代了打针、吃药，成了治疗的代名词。

　　眼下正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记者在儿童医院看到，抱着孩子排队输液的家长组成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长龙，而这样的情景在本市各大医院都可以看见。有的医院输液室挤不下，允许家长举着输液瓶带孩子找地方，于是楼道里、候诊椅上、甚至自家车里都成了输液地点，看到这种情景，就不难理解“全民输液”的景象了，中国人对于输液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

　　记者走访了患者、医院，并对药品生产销售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全民输液”的背后，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被人们认为“见效快，疗效好”的输液就是一块圈内人抢夺的利益蛋糕，药商、药厂、医院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最终导致生产畸形膨胀，竞争手段花样翻新。为了这条利益链，人们不断被强化对输液的迷信观念，有人甚至到了“你不输液我就跟你急”的地步，于是刺激了新一轮的生产和推销，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使利益链上的相关环节均获益，但危害的却是这个民族，尤其是下一代的健康。

　　治个感冒花1812元必须输液才能好？

　　看病贵一直是民生之苦，“看个感冒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抱怨声比比皆是。记者了解了一些病患的经历，发现看病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输液上。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位患者治疗感冒花了1812元。这位患者自称因感冒发烧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就诊，当时一位女大夫先得知他是公费后，为他做了一系列检查，随后建议开三天青霉素输液，又开了一点药。

　　但令患者大吃一惊的是交费结账高达1812元，其中仅输液就1300多元，而且输的是一种他从来没听说过的药——“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18支一共1374.48元。他问药房工作人员：“医生不是说开青霉素吗？”该工作人员称：“这叫类青霉素，是青霉素的一种。”并表示这种药比普通青霉素疗效好，当然价格也贵一些，“难道就因为我说是公费，就输这么贵的药治感冒，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多位患者的就诊经历显示，最常见的病诸如感冒、气管炎、拉肚子等，医院的治疗方法就是输液，而且主要是输抗生素类药物，少则三天，多则六天，其花费从300多元到八九百元不等。

　　很多患者都心里起疑：“我的病是不是必须输液才能好？”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刘又宁的回答是令很多人震惊的“常识”——感冒可以不治自愈。他指出，治疗感冒最好的药就是“多喝水、多休息”，还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和合适的湿度”。在很多国家，医生不会给感冒患者开药，尤其是抗生素。但一些医疗机构不但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

　　能开输液不开口服医生收入一半靠药

　　记者了解到，门诊输液主要为抗生素，业内据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行规”——住院病人“每人1瓶”，急诊病人“先来1瓶再说”。而随着新药越来越多，输液所用抗生素的级别和价格也水涨船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患者进医院，其实是不需要输液的，过度治疗的主要原因是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从药品的收入里获得，而医生收入的50%要从药品里获得，所以开大处方、输液，实际上是以药养医的体制造成的。

　　为什么医生对输抗生素如此“厚爱”？记者从一名医药代表的口中了解到，行业内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而医生从抗生素中拿到的回扣点数也是最多的。

　　“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个别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学术交流、旅游、出国考察等因素则远远高于30%；有些医生拿回扣的数目惊人，一些重点科室的重点医生每月仅拿药品回扣就超过万元……当然，上述费用最终都得由患者‘埋单’。”

　　而且，同一种抗生素药物，输液往往比口服药贵出几十倍，这意味着更高的回扣数字。一位曾经因肠炎就诊的患者告诉记者，当时医生给他开的是左氟沙星输液针剂，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而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例如常用的抗感染药物甲硝唑，如果是口服的，一个疗程七天的花费只有大约3元钱，但是改用打点滴，一天就要花费大约20元钱。

　　推抗生素的医药代表都是业内“牛人”

　　正是这样一条“利益链”的存在，抗生素撑起医院与某些医生、销售人员的腰包，使医院、医生和供货商都患了对抗生素的“依赖症”。

　　这名医药代表在业内混了五六年，自诩深知其中门道，她告诉记者，由于各医院抗生素的用量非常大，竞争也最激烈，所以，销售代表没有超强本事是做不开的，在医药销售这一行，能做抗生素的人都是“牛人”，是顶级的销售代表。如果能把一种抗生素推进一家医院，就意味着这个医药代表不愁饭吃了。

　　另一种顶级销售代表就是做大输液的。何谓大输液？就是给凡是来到医院的病人都能补液的药品。这些液体针剂单支的价格很低，但这些药品用量非常大，可以薄利多销。

　　“只有一种药品是销售代表、中间商最愿意做的，那就是中国医院大量使用的抗生素。在这种药品上，厂家和中间商的利润百分比是不会变的。变的是医生回扣这一块。最少也要给到零售价格的30%，你这个抗生素才有可能经过医生的笔出现在处方纸上。一般一种抗生素只要能进一家三甲医院，一个月最少也能卖个3000盒，那么这个销售代表一个月也能赚3000元。”相比于抗生素，其他药品的利润远远不及，“现在20元以下的非抗生素类口服药基本已经没有医药代表在做了，因为根本赚不到糊口的钱。”

　　据业内人士披露，抗生素大多售价较高，但成本十分低廉，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近几年，国际抗生素原料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欧洲最近抽样调查的100种发酵抗生素与合成抗生素中，95种的价格均比1995年下降2/3到4/5。而在我国，抗生素药品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 “我国抗生素药品价高主要是其药品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带来的。”正是老百姓看病花的“冤枉钱”支撑起了抗生素巨大的利润空间。

　　小胶囊做成大输液6000药企无序竞争

　　低廉成本和巨大利润，这种难以抵挡的诱惑使几乎所有药企一拥而上，纷纷投产抗生素。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6000多家药企中绝大部分都生产抗生素，而国内企业生产经营的抗生素大多是重复生产的“仿制药”，如“阿莫西林”，国内的生产企业就几百家，“先锋”的生产企业也有200多家。这直接导致药品流通渠道混乱和竞争无序。这种竞争无疑加剧了愈演愈烈的回扣风，甚至还出现了更恶劣的情况，某些用于大输液的抗生素造成大量的不良病例，例如“欣弗”事件，输液导致了死亡率很高的假膜性肠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孙忠实介绍说，现在的情况是药厂与医院之间互相影响，互成因果。医院来一个病人，医生就给他输抗生素，药厂有销路，管他安全不安全，就上马生产。

　　“本来生产一个片剂或一个小胶囊就够了，现在非要把它做成注射剂，做成注射剂还不够，还要把它做成静脉输液，在这方面，‘欣弗’是最典型的，口服的克林霉素有，肌肉注射的克林霉素有，供静脉注射的克林霉素也有，还有直接静脉注射的大输液。结果出现事故的就是这种大输液，它的生产条件、使用条件、使用对象，其要求都比前几种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过多追求经济利益，就不会去把克林霉素做成这种直接静脉输液的大输液。分的品种越多，附加值就越大。”

　　虽然专家一直在呼吁，尽量不要生产抗菌药的输液型制剂，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在利润诱惑下继续生产。据了解，我国现有大输液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100亿瓶，而市场需求约为40亿瓶，供是需的2.5倍，竞争已呈白热化。

　　就这样，从医院到医生，到医药代表、药商和药厂，一个吊瓶的利益被层层瓜分，吊瓶于是越来越多，最后医院里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吊瓶森林”，人们也被不断强化着一个伪科学概念——只有输抗生素才能治好病。它导致的后果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