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伯远帖》，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被乾隆皇帝定为清内府藏历代法书中的“三希”。但“三希”中，《快雪》是唐摹，《中秋》为米临，只有《伯远帖》是真迹，而且也是东晋唯一的名家法书真迹。所以，其艺术的、文物的价值，绝非其他法帖能同日而语。启功先生当年“尝于日光之下映而观之”，验证其为真迹而非摹本，遂作诗一首：“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王珣(350—401年)，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名门望族，是王导孙，王洽子，王羲之族侄。王珣受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累官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尚书令、散骑常侍等，卒谥“献穆”。他富于才学，雅好典籍，以词翰著称，深受晋孝武帝司马曜重用。尝梦人以如椽大笔相赠，醒后自忖“此当有大手笔事”，不久，皇帝崩逝，哀册谥议皆为王珣草拟，后世所谓“大手笔”者即由此而来。时人桓玄曾赞王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

　　王珣于书法更可谓家范世学。东晋崇尚书法的风气异常浓郁，王氏一门更是书家辈出。王氏书家中，羲、献是创新，元琳为守法。以《伯远帖》同羲之早年的《姨母帖》相较，便可知其与钟繇、张芝的一脉相承。

　　《伯远帖》是一封问候友人的书信：“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短短5行47个字，表达了对友人病况的担忧，和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怅惘。此帖结体疏朗，笔顺天成，寓雄强于率意之中，瘦劲古秀，董其昌称其为“洒洒古淡”，与羲之、献之新体区别明显。其用笔的使转顿挫精微之处，是摹本和刻帖难以做到的。

　　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远帖》入藏内府，乾隆皇帝在帖上题识，表达欣喜之情：“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遂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称“三希”，贮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中，称之谓“三希堂”。十二年，又敕命梁诗正、蒋溥等人精选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书法，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名为《三希堂法帖》，并于北海建阅古楼，将刻石嵌于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

　　文物聚散，从来同国运兴衰紧密相连，随着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伯远帖》与《中秋帖》被“敬懿皇贵妃”即同治皇帝遗妃携出，后辗转卖给了郭葆昌。1949年，其子郭昭俊将二帖抵押给香港一教会，后无力赎回。1951年10月，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得知此消息，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即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此年冬，新中国在百废待兴之际，以重金将二帖收回，珍稀国宝，重归故宫。

　　(本文配图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