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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从世界范围来看，首都经济圈是一个经济现象，东京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左右，首尔经济圈经济总量超过了韩国的60%，而我国首都经济圈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10%左右。
河北方面亟须发展经济，北京方面亟须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方面亟须跟京冀协作发展，华北雾霾、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区域发展，因此亟须形成区域联动。
从“首都圈”、“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到“京津冀都市圈”，终于升级到国家战略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过程从最初的雏形到今日箭在弦上，走过了比人们所能想到更长的时间，在这一漫长历程后面，是利益的纠结，在这片人口稠密、区划复杂的大地上，面对着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推行协同发展无疑是高难度动作。
协同十年未开花结果
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可见，三地融合的进程早已开始，却始终难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要追溯到1982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概念。2004年，国家发改委组织京津冀有关城市负责人，就“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廊坊共识”。
在近十年间，国家或地区层面出台的相应规划一直未断，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京津冀应在多方面协作；2006年，“十一五”规划中收入了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的编制；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然而，一系列规划却始终未见开花结果，其中的艰难和利益纠葛可见一斑。
真正的进展出现在2013年，习近平提出北京、天津应谱写“双城记”，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习近平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概念表述各不同
京津冀三方到底希望在哪些方面协同发展呢？在各方表述中，规划、产业、项目、土地、资源、资本、交通、通讯、信息、人口、水利、金融、商贸、税收、财政、科技、旅游、教育、医疗、社保、服务、文化、生态、城镇化等关键词常常出现。这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方方面面。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涉及各方决策选择的谁先、谁后问题，以及各方利益的取舍问题，产生认识上的矛盾和利益上冲突不可避免。
仅就围绕“京津冀”这个概念，各方就有各自的表述。北京市倾向于使用“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建立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京津冀区域经济分工合作”等组合概念；天津市倾向于使用“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务实合作”等组合概念；河北省倾向于使用“京津冀联防联控大气污染”、“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积极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全方位深化京津冀合作”、 “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京津冀城市群规划”、“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等组合概念。
三地发展极不均衡
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与河北三地总人口数超过1亿人，三地总面积达21.6万平方公里。然而三地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首当其冲横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之前。
在2013年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上，北京3360元，天津2726元，河北1882元；在211大学数量上，北京26所，天津4所，河北则只有1所；在城镇人口比率上，到2012年，北京和天津分别达到86.20%和81.55%，而河北却只有46.80%；在央企数量上，总部在北京的有90家，天津与河北则均为0家……
尽管在发展水平上与京津相差甚远，但河北有着京津所羡慕的土地空间，截止到2012年，每平方公里上需要养活的人数，京津冀分别是1261人、1183人、386人。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振坡教授说，区域间合作讲的是旗鼓相当，然而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北京与河北之间差距很大，“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合作甚至还不如和上海、广州的合作多，空间优势并没有在京津冀发展中发挥决定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新认为，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区本来应该错位发展，但是没有错位发展，形成的是互相制约而不是互相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相对落后，地位也比较尴尬。比如河北省各城市在定位上也较为雷同，没有突出重点，应在一体化过程中重点选择，根据区域自身突出重点。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这种不均衡也是河北的优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京津周边区域的优势主要就是生态优势和成本优势，但污染严重的河北，如今只能抓住房价、地价低的成本优势。
为利益各自为政
“目前，人口增长给北京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压力。”曾参与京津冀相关规划调研工作的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教授说，在厘清产业、人口增量集聚的问题后，接下来北京除保留政治、文化、对外交流等首都功能外，逐步将非首都功能向外转移和扩散。
但产业转移就涉及到利益再分配，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难点还是在于体制问题，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专家表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除了绩效考核，最牵挂的就是地方税收，在目前以地方为单元的财税体制下，很难进行资源共享，“企业转出去，地方就没利益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导致京津冀三地无法进行深层次合作的根本原因是行政阻隔，由于地方官员只考虑地方发展，GDP政绩观作祟，三地各自为政。
中研普华研究员周晓波则坦言，多年来，京津冀为了获取地方利益，长期实行自愿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从而诱发城区系统生产建设中的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周晓波表示，缺乏公平、合理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