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十八大以来的央企呈现“实力更强、结构更优、贡献更大”等新变化。目前,央企资产总额超过53万亿元人民币,五年将近翻一番,利润总额比上一个五年增长百分之30%多,在许多重点领域都有新突破。

　　11月22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联合组织开展的“十九大精神走进央企——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网络主题活动第五站走进广东，20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深入走访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广核，了解企业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保障国计民生的生动实践。

　　如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十九大”后央企如何创新？国企改革如何发力？光明网以下刊发第一篇专家约稿文章以飨读者。

　　中央企业在我国创新体系中发挥战略支柱作用

　　中央企业，作为大国重器，虽然数量仅有100余家，但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我们可以用以下数据来佐证习总书记的这一科学论断。

　　首先，中央企业在国有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根据财政部统计，截至2016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69.5万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52.8%；总营业收入达27.7万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0.3%；中央企业利润1.5万亿元，占到全部国有企业的65.9%。其次，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基础产品和服务角度而言，大多数的供给均是中央企业提供的。比如，我国90%以上的原油、天然气都是由中央企业生产的；在发电领域，中央企业在发电领域的装机总量占全国的60%，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的占比分别高达为59%、54%、100%、73%；在通信领域，基础电信服务和大多数增值服务也都是由中央企业提供的。

　　中央企业不仅贡献了大量的产品与服务，而且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央企业科研积累雄厚，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资金实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从创新投入上说，央企研发投入近年来年均增长超过20%，2016年研发投入超过了3800亿元，研发投入超过全国研发投入总额的四分之一。中央企业的国家级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都占全国总量的50%左右，研发人员、工程院院士均占全国的20%以上。61家中央企业参加了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55家正式命名为创新型企业。目前建立的146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的高达80%。

　　其次，从创新产出上说，中央企业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发明专利通常被认为是度量企业创新能力、创新成就的最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不含港澳台)企业依次为：国家电网公司(4146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690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555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1587件)、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28件)、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1027件)、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871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867件)、联想(北京)有限公司(763件)、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721件)。可以看出，在十大专利授权企业中，有三名是中央企业，国家电网公司更是高居榜首。

　　从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上看，我国近年来在航空航天、交通运输、通信、能源、生物、环保、医药等关键领域的绝大多数重大技术突破，都与央企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北斗系统、特高压电网、大飞机、蛟龙号载人深潜、西气东输等领域和重大项目的技术创新中，央企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国家科技奖励中，2014年度中央企业获得科技奖项96项，占获奖总数的35.3%；2015年度中央企业获得科技奖项86项，占获奖总数的34%；在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40家央企获得79个奖项，占获奖项目总数的1/3。

　　新时代中央企业科技创新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从辩证的角度看，矛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机遇。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这个新时代，需要的是企业及时进行调整，根据消费需求的变化，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创新来解决发展中的矛盾。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央企业在创新方面将迎来新的机遇。首先，中央企业在创新投入将继续得到稳定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央企业所进行的创新通常具有基础性、行业共性技术特征，需要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中央企业由于其在创新上的战略地位及其公益属性，在获得平稳、持续创新投入资金方面具有其他所有制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自2009年始，我国对于中央企业领导人的考核嵌入了更多的创新要求，亦将有利于中央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资金使用效率。

　　其次，不断扩大的市场有利于稀释中央企业巨额的研发投入，以发挥创新的规模效应。中国企业的创新具有典型的市场优势，不仅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逐渐形成，我国企业面临的世界市场亦不断扩展。中央企业由于其自身持续的规模经营，不断扩大的市场将对其发展壮大产生更显著的助推作用，并进一步上溯至其创新投入、创新扩散，由此提升创新引导能力。

　　第三，科技的复杂化、高端化发展为中央企业进行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征在于更加注重对接基础研究、进行跨领域、跨平台的知识整合，进而实现颠覆式创新。中央企业在创新知识储备、创新人力、创新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能够与颠覆式创新模式实现高效耦合。中央企业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支撑、高素质劳动者队伍、正式的创新机构设置，在进行跨组织的联合攻关方面亦具有成熟经验，能够适应于新时代的创新要求。

　　新时代中央企业科技创新面临新挑战

　　新时代我国中央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既存在着历史机遇，亦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央企由于规模庞大，在创新方面可能面临非效率的干扰。庞大的体量在给中央企业带来创新规模经济的同时，亦可能受到“大企业病”的干扰。创新过程中委托-代理链条的延展会影响创新决策的精准制定，层级的增多亦会降低创新信息的有效传达，对创新效率带来负向冲击。

　　其次，中央企业在创新激励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面临现实挑战。央企的创新激励模式体现为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并重。如何平衡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让中央企业员工在创新过程中既有适宜的物质获得感，同时享受到创新的精神乐趣，构成央企创新中的核心命题。与此同时，中央企业的知识产权置于国有资产管理框架中，企业在知识产权技术许可、转让、入股、技术实施方面还面临着较为繁琐的审批流程，不利于对市场做出灵敏反应。

　　此外，中央企业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将面临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应问题。现代企业的竞争突出地表现为创新竞争，进一步体现为知识产权布局的竞争。虽然中央企业在国内的专利申请活跃，但与欧美巨型的跨国企业相比，我国央企的国际专利布局还有略显稚嫩，专利战略还有待深化。在新时期下，中央企业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先行军角色，对于东道国经济、政治、文化，尤其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存在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护核心技术并获得创新收益，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新时代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新时代下中央企业应采取最优的科技创新路径，以充分抓住创新发展机遇，直面创新过程中的挑战。这一最优路径至少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顺应技术潮流和市场要求，搭建和利用企业联盟，实现创新方面的优势互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正在而且将持续颠覆传统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在数字经济中，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与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柔性生产、定制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加速，这对创新的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企业科技实力雄厚，进行重大先导性、基础性创新有优势，但是这类创新活动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导致中央企业对市场变化反应比较迟钝；而科技型创新企业往往机制灵活，创新速度相对更快，技术开发更注重时效性与实用性。

　　因此，中央企业要充分加强与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合作，构建紧密的企业联盟，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型创新企业的速度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其次，加强央企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内在关联，增强基础研究知识的互动。央企作为与基础研究最近的企业群体，需要充分发挥其正外部功能。这要求央企在创新过程中加强对生产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理论提炼能力，以将研究需求向作为合作方的高校、科研院所准确反馈；同时需要其加强自身的理论研究，增强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创新知识的理解与吸收能力，并尝试将这些创新知识用于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问题，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扩大技术外溢方面，央企可以通过组织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搭建“协作、共用、共利”的技术创新研发平台等方式，实现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中介服务机构及政府间创新资源的共享。

　　此外是深化内部创新机制改革，积极应对外部创新风险。中央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嵌入组织创新，即采取新的组织管理方式，包括经营模式、组织结构或外部关系等维度的创新，以理顺企业内部的创新激励机制。同时，对中央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进行改进，以提升知识产权运营效率。国际市场利用方面，中央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被投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系统研判，进行积极的知识产权布局，以防范知识产权风险，实现对核心技术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