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1978年的夏末，穿过胡同的风一天比一天凉爽，三岔河口的水面波光粼粼，小砖房门前的树上仍不时传来几声欢快的蝉鸣，仿佛留恋着1978年这个难忘的夏天。
南大78级新生的入学通知书
就是在这个惬意的时节，天津四十六中学的考生姜胜利接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封面上“欢迎新战友”几个遒劲有力而又亲切温暖的大字，让很多小伙伴羡慕不已。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一起参加招生体检的两位女同学却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这其中包括他的前桌秦建荣。
除了前桌秦建荣，姜胜利在高考补习班的同桌也落榜了。他给姜胜利送来一个铅笔盒，既表示祝贺，也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如果不是不久以后天津市一个创新性的决策，姜胜利的同桌，和前桌秦建荣的人生道路或许就此改写了。
高考“战友”
1976年初中毕业后，姜胜利和秦建荣不约而同请人帮忙打好了木箱子，做好了上山下乡的准备。他们虽然在同一所中学同一个年级，但是由于男女分班，此刻仍素不相识。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不但使他们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也使得他们的青春轨迹出现了第一次交集。
从1966年废除高考，到1977年12月恢复，高考中断了11年。1977年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后扩招6.3万人，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这给了1978级考生极大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把握来年的机会，各种补习班、突击班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天津市新华中学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程度编为三个高考复习班和两个普通班，并调整了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学校调配强有力的师资力量到高考复习班把关。老师们主动热情地利用周日的时间给毕业班学生补课。各科教师抢困难挑重担，不计课时多少，不计负担轻重，不顾个人家庭困难，努力钻研教材，认真上好每一节复习课。
北郊区双口中学1978年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二百三十多名。学校根据学生情况和个人报考志愿，分成理工科快、慢班和文科班，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和补习。学校还专门组织十五名有经验的教师，会同学科组长自己编写复习提纲，担负校内外报考青年的高考复习辅导工作。同时，双口中学还积极指导学校附近生产大队报考的知识青年搞好复习。
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姜胜利已经是天津四十六中学的高二学生。当时在校的学生对于这个消息的意义还不甚了解。姜胜利现在只是隐约记得到1978年年初，学校开始让学生为高考做准备，这时1977年高考结束还过去不久。学校从十六个班级中选拔了四十多名学生，组成了快班。姜胜利所在的第16班选拔了3人，姜胜利就在其中。但这个补习班具体开课的时间他已经记不清了。这次分流打破了男女分班的惯例，为姜胜利和秦建荣的“革命友谊”埋下了伏笔。
起初，这个高考补习班不分文理，这也给姜胜利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临近“五一”，学校决定成立文科班，将那些有意报考文科的同学召集在一起，由于人数不多，又从普通班中招了一些人，组成了一个11人的文科“冲刺班”。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考生的备考水平，当时的红桥区教育局又专门为区内各中学组织了一个补习班，让各校的尖子生集中在一起复习。当时46中得到了7张听课证。一张听课证每次只允许一人听一门课，为了提高听课证的使用率，姜胜利和他的前桌秦建荣“分享”一张听课证，并分享两人共同要考的科目听课记录。正是这张小小的听课证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互生好感的种子。
补习班虽然时间很短，但这些渴望知识的年轻人就像海绵一样，快速吸收了大量知识。姜胜利称，由于以前中学讲授的历史课过于简单，通过来自大学老师的补习和辅导，自己的历史知识有了很大提高。
峰回路转
1978年高考是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采用全国统考试卷，不同于前一年高考由各地自己命题。
这也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高考之一。积攒了十年的人才同场竞技，压抑十年的激情都渴望在刚刚恢复的高考中释放。姜胜利的老师为了鼓励同学们积极备考，曾一再强调，天津考生的录取比例是1:11。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实际的录取率更低，1978年全国总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其中扩招10.7万人，录取率为6.6%。
78级准考证
四十六中快班四十多名学生中只有姜胜利和秦建荣等7名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最后只有5名被有关大学录取。姜胜利以总分365分位居全校第一，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而总分290分的秦建荣和另一位总分308分的女同学因为志愿填报问题遗憾地与大学失之交臂。
摆在落榜生面前的有这样几种选择：要么接着考试，进入中专或技校学习；要么去工厂找工作；要么“顶替”，就是让父母“提前退休”，自己接替父母的工作；要么在家待业。当时在老师的督促下，为了“有备无患”，姜胜利、秦建荣和很多同学在高考结束后都接着参加了中专入学考试。所以，第一轮大学招生落榜后，秦建荣已经做好了去中专上学的准备。
然而，大学落榜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姜胜利惊喜地得知，不仅秦建荣和另一个上了分数线却没有被录取的同学，被通知重新参加大学招生体检，他在补习班的同桌也被录取。
录取秦建荣的是刚刚成立的天津大学第三分校电力（气）自动化系。对于这突然降临的幸福，当时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
后来大家陆续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受益于天津市一项创新性决策的幸运儿。在1978年7月，中共天津市委决定建立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八所分校，共录取六千六百多名新生，于1978年11月27日开学。当时不仅是天津，全国各地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社会上工作岗位很少，加上知青返城，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年青人上不了大学，工作就不好找。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有工作，提前“交班”。天津市办分校扩大招生的决定，不仅改变了6600多名天津年青人的命运，也对其他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感谢林乎加！”
回忆起1978年这段跌宕起伏的特殊经历，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一句话：“感谢林乎加！”林乎加是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刚刚调任天津。林乎加本人却很谦逊地说：“功劳也不能算到我一个人头上，这是当时市委解民情、顺民意作出的决策。要非说我个人不可的话呢，也就是提供了‘天津经验’。”林乎加自己回忆，到天津上任后，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
得知主要原因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而教师资源是足够的，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来解决宿舍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非常支持，但教育部有顾虑，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坚称，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
恰巧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林乎加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1978年11月10日，新华社发表一篇电稿，题目是“教育战线传来又一喜讯 高考成绩较好的部分地区将扩大招生”，主要是介绍了天津的“首创经验”。电稿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是天津市首创的……天津市的这一做法，在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随后北京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建起了36所分校。同样，上海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立了13所大学分校。
青春在四化中闪光
1978年的天津刚刚经历了地震灾害的重创。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级新生常建华来自张家口。在他的想象里天津是一个洋气时尚的开埠城市。但是1978年，他第一次踏入天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到处都是防震棚”，用当时的感想来说就是天津“百废待兴”。百废待兴的天津对人才有着强烈的渴望。因此在分校的学科建设方面也颇费心思。姜胜利的说法就是，当时的学科设置“很有战略眼光”，都是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在各行各业发挥着中坚作用。正是这一批人的默默耕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建荣大学期间的照片
秦建荣在分校的同学毕业后大多进入天津的各大制造企业、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翻开天津理工学院自动系七九级《同学通讯录》，工作单位一栏几乎囊括了当时天津的骨干企业：天津仪表三厂、天津照相机制造厂、无线电十三厂、天津轧钢一厂、自动化仪表成套设计所、天津电视机厂、市职业大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厂长、经理或技术人员。姜胜利在补习班的同桌，受益于扩招政策进入天大分校学习，后来成为天津著名品牌灯塔油漆厂负责人。
天、南大分校更是为天津后来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基础丰厚坚实的铺垫。1996年，原天津理工学院与天津理工学院一分院（原天大机电分校）、二分院（原天大分校）和天津大学冶金分校合并，组建新的天津理工学院。2004年更名天津理工大学，成为以工为主，工理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第三和第二分校合并后，成立天津大学化工分校，1982年又改为天津职业大学，成为一所天津市普通高校中最早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1987年，天大建筑分校更名天津城市建设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城建大学。
秦建荣的毕业证
1983年秦建荣顺利从天津大学理工分校自动化系毕业，并走上了讲台。姜胜利在1982年从南开大学本科毕业后和秦建荣确立了恋爱关系，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喜结连理。
杨石先给78级学生毕业时题词
1982年，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在1978级毕业生通讯录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让青春在四化建设中闪光！青春是美好的。因为她多情善感，充满希望，因为她朝气蓬勃，敢想敢干。1978年的高考，让老三届考生的青春重新启航，让新三届考生的青春悄然邂逅，让几代人的青春携手并进，一起迎来了民族和国家的又一个青春。
